钟开泰就这样成了组织部办公室负责的。

    这负责两个字虽然既普通又平常，但这几天钟开泰却明显地感觉出了它们给自己带来的某些变化。没跟这两个字联系上之前，他这个副主任也就领导着小张，做点上传下达的工作，汇总汇总情况，起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稿，接待、处理一下基层普通群众来访、来信等不起眼的小事。现在不同了，不仅直接呈送给省委组织部和市委领导包括严部长在内的《组织工作简报》要他编发，而且有了参加部分会议的资格，分管市直和县区党政官员考核任免的干部一科、二科起草的任免通知要他核发，另外严部长要找部门头头谈话什么的，也由他出面具体联系安排。连组织部的财权也掌握在了钟开泰手上，领导用车得他派，哪个科室要购置办公用品或出差什么的开支要请他审批报销。钟开泰一下子从机关边缘人变成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就是大权在握的干部一科、二科的科长，平时根本就没把他这个小小的办公室副主任放在眼里，现在因为有求于他，对他也格外客气、笑脸相迎了。

    钟开泰的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有一阵，他甚至以为自己可以和干部一科、二科的科长平起平坐了。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幼稚得实在有些好笑。

    说来还得感谢那位懵懵懂懂的昏暮敲门的县委副书记。那天晚上，钟开泰和周春雨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本来钟开泰对金庸小说和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没有兴趣，但周春雨却是个金庸迷，他只得奉陪着。正看得兴味索然，忽然有人轻轻敲响了房门。这时已经过了10点，钟开泰凭直觉，意识到这个时候来敲门的人肯定不是一般角色。

    钟开泰在这栋组织部的宿舍楼里住了七八年了，平时除了几位亲戚和不多的几个要好的朋友来走走，其他人是难得迈进这个门的。就是这些亲戚朋友要来，也会在9点以前，而且会先电话告知。钟开泰不免暗忖，是不是自己在办公室负责，有人求上门来了？有人求，才显示得出自己的实力啊。钟开泰一阵窃喜，从沙发上蹦起来，箭一样射向门边。习惯性地往猫眼上一瞧，但见明晃晃的楼灯下站着一位高高大大的汉子，手上还提着一个食品袋。

    钟开泰认识门外的汉子，是县里一个分管党群的副书记，这段时间天天往组织部跑。据说该县的县长要进市里某局当局长，他有心想顶替上去。钟开泰心里说，这个家伙真灵性，我一负责办公室他就找上门来了，大概他是无法靠近严部长，才来走我这条捷径。算他没找错人，安排他和严部长见一次面，我还是有办法的。

    人也就是怪，那些天天门庭若市的有权人，不堪忍受惯于昏暮敲门的人的滋扰，门上一有动静就心惊肉跳，而像钟开泰这类向来无人问津的边缘人，忽然有人找上门来了，则不免浮想联翩、受宠若惊起来。当下钟开泰就感激地颤抖着双手，将门打开，真诚地向那副书记笑道：“哎呀，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大书记您哪，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那位副书记当时就木了，愣怔着站在门口，像是从没见过钟开泰似的。事实是今天上午他还在组织部办公室门口跟钟开泰十分热情地握过手。钟开泰还以为他是胆怯，鼓励道：“有事吗？有事进屋说吧。”

    这时对方才刚从梦中醒过来似的，轻声咕哝了一句：“这不是邓科长家呀？”然后悻悻地转身，提着手中的食品袋下了楼。钟开泰看得很清楚，那是两瓶装的精品开口笑酒。傻瓜都知道，酒盒里绝不仅仅是开口笑酒。

    那位副书记说的邓科长，是分管县区党政官员的干部一科的科长，他住在跟钟开泰同楼层同方位的另一个单元里。

    这件事对钟开泰的刺激可不小，此后的每天晚上，只要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他就条件反射般从沙发上弹起，急步往门口方向冲去，快到门边又猛地停下了。继而在屋子里不停地绕圈，像一只被敲昏了脑袋的鸭子。一直要等到那脚步声完全消失，他才失望地回到原来的位置，慢慢平静下来。

    不过这件事也帮助了钟开泰，他渐渐地冷静了，开始对自己的地位重新进行评估。他又将严部长那天跟他的谈话反反复复温习了几遍。严部长说过办公室先由你负责，但也仅仅点了个先字，至于以后怎么样，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在组织部待了十多年，钟开泰也算是世事洞明了，懂得这就是常说的领导艺术，什么话都留有余地，不会说得太死。其实严部长的意思已经很到位了，办公室由你负责，但还不是负责人，更不用说办公室主任了。这有些咬文嚼字的味道，但机关里，尤其是像组织部这样的部门，在牵涉到人事的时候，那些关键的措辞就这样讲究。

    钟开泰冷静地想了想，觉得自己不能只计较眼前的一些表面上的荣辱得失，自己的最终目的是要抓住这次机遇，上一个关键的台阶。而这样的机遇并不是太多，特别是在他这种年龄。也就是说，弄好了，他这个负责的就会成为负责人，进而成为主任，还有进步的可能。这倒不是这个主任的位置如何的了不起，而是作为一个机关干部，总不能做一辈子的副科级干部，总应该找一个再进一步的台阶。

    因此，钟开泰格外看重严部长给予的这次机会。他记住了严部长打开局面的话。领导既然要你负责，你当然就要做点事情出来给人瞧瞧，否则一切免谈。原来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一步步干上来的，而且主任这个位置只干了两年就得到了提拔。钟开泰分析了一下，他之所以进步这么快，主要是跟严部长跟得特别紧，善于领会严部长的意图，严部长一个眼神，一举手一投足，他都能及时觉悟出其真正的含义，深得严部长的赏识。人贵有自知之明，钟开泰知道自己没这个本事，不过卖命地工作是做得到的，以弥补先天不足。比如部里的宣传报道和财务后勤，过去的主任紧跟领导去了，这两项工作一直不怎么突出，还很有潜力可挖。宣传报道说穿了就是恰到好处地反映部里的工作，提高领导声誉。至于财务后勤，无非就是一个钱字，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于是钟开泰就从这两个方面动起了脑筋。他很自然地想起两个高中时的同学，一个是在电视台任职的东方晓，另一个是在财政局做事的陆百里。钟开泰把抽屉里的通讯录拿出来，想给他们打打电话，不想东方晓和陆百里的电话号码竟然还是六位数的，而这个城市的电话号码早已经升到了七位数。

    这让钟开泰感慨不已。这几年自己仕途多舛，没有多少值得张扬的地方，很少与外界联系，至少也有两三年没找过东方晓和陆百里了。一时他没了打电话的兴趣，把电话本扔进抽屉里，望着窗外那棵毫无动静的塔松发了半天呆。

    在外人眼里，组织部是一个帽子工厂，他们在给别人批发帽子的时候，也会顺便给自己预留几顶。这当然一点儿不假，只要有来头，在组织部转一圈出去就是县长、书记，再混几年就是副市长、市委常委，也并非难事。现在的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一级的领导层里，就有好几位在组织部做过科长、主任什么的。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办公室主任，不到四十就做了县里的组织部长，只要不出意外，两三年就能做到分管党群的副书记，再过三四年不是书记就是县长，这么一路走下去，十来年也就是五十岁不到就可进市里的领导班子，如果得到更上一层领导的赏识，后面的宦途还有希望。

    只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先得占据诸如一科、二科科长的要害位置，或至少也要干干办公室主任这样的职务，才有往上爬的基本的起点。只是话虽这么说，却并不是组织部的每一个干部都有这么幸运。即使做到科室一把手的位置，也有很多的台阶要迈。按常规，首先你得从科员进步到副主任科员，然后由副主任科员进步到副科长、副主任，再由副科长、副主任进步到主任科员，之后才有可能进步到正式的科长。有些人在组织部干了一辈子，眼睁睁看着那些大帽、小帽一顶顶扣到了别人头上，自己却要到退休那天才勉强混成副团级组织员，见马克思时才算是有了点面子。

    眨眼间，钟开泰也成了中年人，弄不好的话也只能重蹈覆辙。他暗忖，如果退回去十年，他才不把这鸟科级主任放在眼里呢。那时候他大学毕业出来没两年，虽然只是厂办一个没有级别的干事，但脑子里却装满了企业改革的宏伟目标，心里想着的是如何在日后的职代会上竞选厂长，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不承想娶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女儿周春雨做老婆后，秘书长岳父竟然连招呼都没打一声，便一纸调令将他调进市总工会，后来又想方设法把他弄进市委组织部。

    皇帝轮流做，这个时候岳父大人的常委和秘书长的位置被人取而代之，去政协做了副主席，钟开泰的进步也就大打折扣，只能一个一个台阶地往上迈了。先是在企业党建科做了两年科员，接着去青年干部科做了三年副主任科员，然后才进办公室做了副主任。这副主任做了四年，一般来说还有一个主任科员的台阶要过渡，才有望做上主任或科长。也就是说从科员到主任或科长，没有个十年八年是走不完这段历程的，而且中间还说不定有什么波折等着他。想想一个人一生中又有几个十年八年，何况钟开泰这十年八年是从二十多到三十多的黄金时段的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可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十年八年可以让一段不起眼的海岸成为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城市，十年八年自然也可以使一介寒儒一跃而为政界要员，可他钟开泰却这么碌碌无为地徘徊了十年八年。

    钟开泰感到十二分的苦涩。他心里再清楚不过，如果这么继续按部就班下去，过了四十再转为正科级，做个什么科长、主任，也为时已晚，最后也就只能等着做个副团级组织员，所谓的仕途也就船到码头车到站，就此打住了。

    这么想着，窗外那棵塔松不知不觉变得模糊起来。原来天色已晚，下班时间早过，整个组织部人去楼空，没有了一点动静。钟开泰这才起身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