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曼在精神科住院的几年，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天使微笑，无忧无虑的，亲和善意的，似乎对自己被拘禁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每天一把一把地吞食药片毫无意见。也似乎精神科就是她的天堂。

住进医院的第五天，医院那位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来了，对于他，何小曼神态中没有任何记忆的痕迹。就像对她的母亲，她既不表示亲熟，也不显得陌生。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带着噩耗来的，但他见到何小曼之后，把裤带里的电报又摁了回去。电报告诉小曼，她新婚不久的丈夫阵亡了。

小曼知道丈夫牺牲是一年多之后。那时她的病情稍微好转。消息是由她的主治大夫转告的，因为烈士遗物、存款以及抚恤金之类，一堆表格，需要烈士遗孀签字。没有小曼的签字，烈士在老家的父母无法享受儿子以生命给他们换取的微薄好处。

主治大夫是小曼最信赖的人，当他把发生在一年多前的噩耗告诉小曼时，小曼接受得很平静。大夫怀疑她是否听懂了，但第二天他确信她懂了，因为在她的病床边，放着一张二寸照片，还在漱口缸子里插了一把草地上采来的金黄色野花：那种除草剂都除不净的蒲公英花。二寸的结婚照上，小曼和丈夫似乎还生疏，笑容都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曾经受过小曼护理的排长，黑瘦的脸，眼睛很亮，但眼神呆板。小曼曾经过失望的沧海，遇见第一个岛屿，就登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