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生锈的储物箱里找到了那张登机卡。

在恒隆广场的地下，储物柜上还有”林澜”名字的标牌，整理得很干净的一个柜子，空荡荡的一无所有，只有一张卡躺在冰冷的铁皮上。2007年7月16日，上海至兰州的机票，最后的一班，满载着市政府的大人物和保护名单上的要人。其中本来有个位子是我的。

她怎么搞到这张机票的呢？也许是通过那个喜欢她的上校，我知道除了Super Star还有一个后勤部的大校很喜欢她，不过大校的女儿已经八岁了。她可以对大校说我要一张机票，我要送一个朋友离开上海。他们在机场的门口分别，然后走出来遇见一个提着飞行头盔的男孩。

真酷，她搞到了票。

我以前看过一个叫做《昙花梦》的电视剧，说解放前上海沦陷，男主人公拿着枪和金条来到机场，他把枪和金条都放在柜台上，说我要一张离开的机票。然后他把票送给了他心爱的又不属于他的女人，回头走了。也很酷啊，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有一把枪，我也可以拿着我的枪冲进浦东机场指着那个大校的脑门，说我要一张机票，然后我就可以送给林澜。

林澜会不会开心？她会不会拥抱我呢？

可是情况是相反的……林澜拿到了机票，也许是用了一个那么暧昧的渠道。他们在机场分别，机场门外站着一个即将要遇见她的拿着飞行头盔的男孩，他们或许还拥抱了一下，大校说上尉我其实一直还是……

不要这样吧？我真的会很难过。

“将军有事么？”哨兵来到我身后。

“没什么……想到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好么？”

哨兵出去了，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对他说：“顺便关上灯。”

于是我一个人站在黑暗里，握着一张早已失效的登机牌。

我久久蹲在那里，想我最近读的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的小说，大学的时候就看过，如今再翻出来。过了那么多年你是否还记得那只旧花瓶，记得上面盛开的白色的玫瑰花，没有一双手在你生日的时候为它换上新的花，瓶子上落满灰尘。

很久以后你去了斯德哥尔摩，在那个只有黑白和灰色的咖啡馆里坐下，喝了侍者送上的咖啡，液体苦涩地漫过你的舌根，你的眼泪落了下来。

一个永远都在守望和根本就没希望的女人，她的魂魄在很多年之后再去寻找这个男人，像是一个漂浮在空气中无可倚靠的幽灵。弹着那些时间和事件的弦，塞壬唱着蛊惑的歌。

我想着林澜的笑容，想着她对我大喊，想着她在人群里面低着头，想着我们说过的许许多多的漫无边际的话，我以为我可以从中整理出什么线索，可是我想不明白。真是一个捣蛋的女人，杨建南说：“原来你也不知道啊……”

不能追溯了，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你只能循着弦声的余韵去推敲过去的事情，而过去的那些事情已经水一样地化去，渐渐变成苍苍白白的的一片。

我真的只是个算泡泡的，算不懂人心，尤其是女孩的心。一辈子最没自信的就是猜测女人心。

“喂，有没有烟借一根抽啊？”我对着只余下一线光的门口大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