翱姐的父亲去世了。

听说是脑梗死发作，猝死。

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瘫痪在床、神智不清的老母亲。

好几天后，才有人破门而入。屋子里已经散发着一股尸臭味。他年近九十的老母亲躺在床上，饿得奄奄一息。

爸妈闻讯都很伤感，毕竟，他们是认识几十年的老熟人了，年龄又相仿，更加物伤其类。

妈妈说，上次在老家还见到过他呢，他到我们村来割艾叶，兴冲冲地告诉她，女儿怀孕了，要多割点艾叶晒干以后给外孙洗澡。言犹在耳，人已辞世。

我也很伤感，除了感叹生死无常外，更多的是替翱姐担心，不知道她能不能熬过这一关。谁都要面临生离死别，但是这也太突然了，她父亲刚满六十，平素身强体壮，正因如此她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老家照顾奶奶。

我在QQ上给她留言，大意是劝她节哀之类。

翱姐很快回复，言语间有哀伤，但分寸控制得很好。

我认识翱姐已有十几年。

我爸爸和她妈妈在同一所小学教书，我们很小就认识。

翱姐的家庭并不美满，母亲是那种面人儿，软弱得谁都能捏一捏，打个牌都能被牌搭子骂得体无完肤。父亲没有正式工作，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喝醉了酒就在家里骂骂咧咧。因为总被人看低，所以父亲憋着一口气想做生意发大财。她还有个弟弟，继承了父亲的暴烈脾气和眼高手低，后来成了我们那一带有名的混混。

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翱姐身上，看不到一点底层家庭的烙印，待人接物不卑不亢，言谈举止温和得体，学习成绩保持班上前几名，独舞永远是学校晚会上的压轴节目。这样一个女孩，简直就是一颗陋室明珠，即便是学校里那些惯于欺负她妈妈的老师们见了，也会待她客客气气的。

我们的人生本来完全没有交集。但从生活轨迹来看，又有点惊人的相似：都是初中毕业后直接读了师范，然后去乡村做女教师，几年后相继走上考研的路。

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她走的永远都是主流大道，而我呢，注定只能剑走偏锋。

我决定考研的时候，翱姐已经考了两次了，目标是国内的最高学府。那时，她男朋友是那所学校的学生，人们见了她总是恭维一声说男才女貌好般配，背地里免不了讽刺她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攀高枝。

对于她考研这件事，她妈妈的同事们只当是一个笑话。一个师范生，连高中都没念过，英语只有初中水平（师范不开英语课），想考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那不是做梦吗？

如这些人所愿，翱姐前两年考研失败了。

第三年，我们相约一起报考湖南的一所大学。这学校在本省牌子还挺响的，但和她以前考的那所学校相比排名差远了。

个中艰辛我已不想再复述，印象最深刻的是梦里都在背单词。为什么那么拼呢，说到底，我和她一样，只是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过一生。

总之，那年我们都考上了。在农村学校教了几年书，突然有机会去高校和一群天之骄子共同求学，自然大有扬眉吐气之感。我想，翱姐的感觉可能比我更甚。她一直想飞，可一直没有飞起来。现在的她终于可以像她的名字一样，在天空中自由翱翔了。

我们住进了同一个宿舍，睡上下铺。一起去泡图书馆，一起去校园外的小饭馆吃三块钱一份的快餐，一起去逛街买衣服。

每次我们的男朋友过来探望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堕落街上吃火锅，唱K，轧马路。

因为我俩同一个姓，因此常常被老师同学们误认为是两姐妹。每逢此时，我总是极力说清楚不是，她却每每笑笑表示默认。

现在想来，为什么会争辩呢？大约是因为我不想沦为她身边的陪衬吧。

即使和她亲如姐妹，站在她身边，我总会有隐隐的气馁。她对穿着打扮的追求是“清雅”，也确实当得起这两个字。刚进学校读研的那个中秋节，我们系里的同学去岳麓山上小聚，有人提议让她跳个舞，她大大方方地站出来，跳了一段《月光下的凤尾竹》，她的舞姿美如风动竹影。

那一刻，不仅是我，整个中文系的女生差不多都暗暗自惭形秽了。

女性间的友谊，通常伴随着微妙的竞争。在这个角度来看，闺密往往是参照物的另一种说法。

事隔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坦然承认，我那时是有些嫉妒翱姐的。

她后来告诉我，其实她对我也不无羡慕。

比如说，她那么费力，花了三年才考上研究生，我呢，只用了一年，而且考的还是公费。我们报考的是同一个导师，最后可能是我的分数较高，导师选了我。很久以后翱姐提起这个来还耿耿于怀，尽管她后来是文学院院长的学生。

她不平的是，为什么她很努力才做到的事，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呢？

她说她最羡慕读书有天分的人，对此我简直莫名惊诧。我的想法是，如果我长成她那个样子，还要会读书做什么呢？相对于会读书来说，美貌是一种更稀有的秉赋啊。

但是，她身上最打动我的，也正是这种费尽全力百折不挠的韧劲。客观地说，她先天的长相、才华、秉赋都不算特别出众，如果不是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话，她完全有可能泯然众人。

她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有句话叫“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她呢，是本来就有七分人才，再加上十分的打扮，外貌上总体得分能拿到优秀以上了。知道自己不是一等一的美女，就通过气质来弥补。至少在走气质路线的美女中，她是很出挑的。外貌对她的帮助很大，她曾经对我说：“一个女人长得漂亮点，很多机会不要找就会送上门。”

她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出众的美貌是努力倒饬出来的，舞蹈是刻苦自学的，研究生是几经波折才考上的，摇摇欲坠的家庭是她一手支撑的。

这样一路努力的她特别看不得那些有天赋在身而不珍惜的人。比如说我，她觉得我没有读博早早就出来工作就是种浪费。有次，她很认真地批评我说：“你长得也不差，就是太不爱惜自己了，所谓眉清目秀，眉毛好看了人才能好看，你眉毛那么淡就不能画画吗？”

天生丽质的人，往往对生活和爱情都有着更高的期望。

翱姐就是这样。

还没毕业，她顺利地应聘到天津一家很好的事业单位。不过只干了半年就回长沙了，一半是因为爱情，一半是她发现自己最擅长的还是教书育人。

那段时间是她人生的低谷。长沙的公办学校门槛高，别说大学了，连高中都进不了。她只得去了一家新成立不久的民办高校教书，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工资又低，事业上完全看不到前景。

同时，那段时间里，她在感情上也遇到了波折。

翱姐和那个名牌大学的男朋友分手了。她在感情上心灰意冷，转而投入了一个爱她的人的怀里。那个男人待她很好，可以为她当牛做马，但是，外形上比较寒碜。

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不般配。连宿管阿姨都议论：这个姑娘怎么回事啊，长得这么漂亮，找了这么个男朋友。

在一片旁观者的不平声中，她也感到了不甘心。

她半生的动荡起伏，最终都要归结于不甘心三个字。

这时，她认识了一个男人，高、帅、有才。

两个男人，一个待她一百分的好，可惜长得不好，和她也没什么话说；另一个长得好，和她志趣相投，可惜待她只有七十分的好。她知道长得好的男人，最爱的那个人往往是自己。

她就在这两个男人之间挣扎、彷徨。

后来，她选择了后者。

不管她做出什么选择，我都会支持。因为，她从来都清楚自己要什么，而且总会一步步把想要的东西拿到手。

她还是进了长沙最好的中学。应聘的时候，招聘者见她大龄未育，犹豫之际，她马上说：“我三年内不会考虑生孩子。”三年时间，她成了那个学校最优秀的教师之一，家长们争着把孩子往她班上送，她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编制，成了很多人艳羡的名校老师。

我们是在成为考研路上的战友后才开始真正走近的。

学生时代，她是那种典型的“别人家的好孩子”，爸爸总是在饭桌上宣传关于她的光辉事迹：她又拿了全校第一名，她主持了迎新晚会，她第一批入了团……说得我无比惶恐，只敢埋头吃饭。

每次在路上偶遇，她向我明媚微笑时，我也只是淡淡地点个头。我只是自卑。

青春期的我，龟缩在姑姑们穿剩的花衣服后，胖胖的，笨笨的，如果要去跳舞的话，只能扮演南极来的小企鹅。我还是个叛逆的刺儿头，班上一批淘气男生唯我马首是瞻，以与老师作对为乐，旷课迟到是家常便饭。这样的我，和翱姐的淑女范儿相差太远。我羡慕她的生活状态，但我清楚地知道那不是我要走的路。

我总说自己一生不羁爱自由，但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我不是不喜欢体制内的安逸，但更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

研究生毕业之后，凭着几篇发在杂志上的小文章，我进了南方一家报社。

我从小就喜欢写东西，这个工作也算是对口了。

这几年来，记者的名声和地位一路江河日下，到处都可以听见“纸媒已死”的哀鸣，无冕之王的风光再已无处可寻。

我有时也在自问，为什么还在坚持，为什么还不换个工作？原因除了我别无所长之外，更大程度是因为这是个相对自由的工作，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束缚我。

而且对于我来说，做什么工作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在写，从未停止。除了写作之外，我别无其他壮志。写作是我一直在做，而且还将做一辈子的事。

记得毕业前夕，翱姐走过来，笑盈盈地说想和我合影留念。我爽快地答应了。后来看那张照片，她脸上是春风一般的微笑，手轻轻地揽着我的肩，而我却灰头土脸，就像一颗土豆站在一朵鲜花旁边。

我们曾经挤在一个被窝里聊天，她说这辈子最羡慕的人就是我，爱谁谁，不爱拉倒，来去如风，无拘无束，从来不会委屈自己。

我听着听着忍不住笑出了声。她不知道，我的前半生老是仰起头观望着她那个流光溢彩的世界，到现在还有点脖子酸痛。

“土豆和鲜花为什么能够成为朋友？”我曾经这样问翱姐。

她说：“因为我们是用灵魂在相爱。”

或许，每个叛逆的女孩都想过要做豌豆公主，每个公主也都想偶尔地叛逃一下。

如今，翱姐和我生活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我们的灵魂却越过万水千山，隔着人群两两相望。我们的关系，也从年少时的暗暗较劲，变成了惺惺相惜。

和小时候一样，她仍然那么风光无限，我呢，也仍然徘徊在主流价值认定的成功人生之外。

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天天成长着，面目越来越清晰。她过上了她想过的生活，我也是。

我们终将成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