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诗人无所事事，一个人去工作，赚来的钱养活其他诗人，等这个诗人工作烦了，再换另一个诗人去工作。在初期，这种群居生活仿佛有种奇妙的激励作用，每天早上醒来他们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要写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北京的生活让竖感到新鲜又刺激，而写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与其他诗人之间相互温暖的社交方式。

有时，竖也会去参加一些艺术家的聚会——这个城市和他相似的“神经病”太多了。不过，当他认识雎安奇并决定和他一起拍电影的那一刻，他并没有意识到，生活因此会泛起短暂的波澜。

三

2002年8月的一个夏夜，导演雎安奇第一次见到竖，是在三里屯南街的一个酒吧。那是一场艺术家的小型聚会。当时雎安奇正在筹备一部实验电影《诗人出差了》，四处寻觅男主角。一本文学杂志的编辑介绍竖给他认识。竖瘦高个，长得有几分帅气，第一眼见到竖，他散发出的诗人特有的一股子忧郁气质，让雎安奇觉得，“竖就像是为这个片子而生的”。

这是雎安奇的第二部影片，距离他的处女作《北京的风很大》已经过去两年多。那部电影入选了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并以其强烈的实验性和风格化，收获了巨大的赞誉。回到北京，《北京的风很大》举办了三十多场放映。这个24岁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小伙子在京城艺术圈，闯出了名堂。

在柏林电影节，雎安奇认识了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Stone）。斯通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计划？”那时候，雎安奇已经在构思自己的第二部电影。他是新疆人，从小在乌鲁木齐长大，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出现了大批从内地前来支援的年轻人，因此产生了很多支边家庭。他计划拍一部关于支边家庭的电影。

回到北京，他发给斯通一个粗略的故事大纲。斯通很快回信了：“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当你写完剧本时，给我寄一份。”这封信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他拉上一个朋友，带上摄影机，跑去新疆的一个兵工厂附近采风。有一辆警车注意到他们，一下子把他们抓了起来。

他们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分开审讯。雎安奇吓坏了，他很担心朋友会被收容遣送。公安打电话给他在乌鲁木齐的父母，家人知道后气急败坏地质问他：“你疯了吗？你在干吗？惹这么多事儿？”他和父母大吵了一架，从公安局出来以后，他甚至连家都不敢回，只能和朋友猫在宾馆里。

他仍然决心要把这部电影拍出来，剧本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唯一缺的就是钱——他设计了跌宕的剧情，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预算也飙升至百万。他四处找投资，谈了几家都不了了之。有一次，他在新疆拍广告，认识了当地一家货运公司的老板。老板也出生于支边家庭，看完剧本，感动得痛哭，当场许诺：“我要投资你这部电影。”不料，次年老板生意失败，电影拍不成了。

现实浇灭了他所有的热情。雎安奇独自在新疆待了将近一个月，从南疆走到北疆。这是一段对电影狂热的青年为自己疗伤的失意的旅程。他住在公路边破旧的旅馆里，见到了很多妓女。他突然想起十一岁经历的那个炎热暑假，他跟着同学哥哥的运输卡车从乌鲁木齐前往南疆，沿路经过很多公路旅馆，中午吃饭，司机把车停靠在旅馆门前，他总要等候很长时间才继续上路。有一次他等得不耐烦了，跑进旅馆房间，推开门，看见司机正和妓女混在一起。他震惊极了。那是他第一次明白妓女的存在。

十一岁的记忆片段像触电一样来回在雎安奇的大脑里乱窜。他蜗居在一个山谷的旅馆里，重新构思新的剧本——一个诗人为自己开启的一段放任的不断寻找妓女的旅途，毫无目的地在风景和欲望中穿梭。和《北京的风很大》一样，这是一部极具风格和概念性的影片，更重要的似乎是，这样的电影拍起来不需要什么钱。毕竟再没有人会给他投资拍一部故事片了。

雎安奇很快开始找演员。整个过程几乎有点瞎撞。他先找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职业演员，一开始演员热情很高，他找了一个妓女给他试戏：“你们干，我在旁边拍。”当他拿起摄像机蹲在旁边，接着靠近拍特写，演员突然发火：“你这不成毛片了吗？你别耍我行不行？”演员愤然离场，给他发了一条带着劝告又义正词严的短信：“雎安奇，一个人做事要有底线啊。”他接着在宋庄找了一个画家，但对方态度十分闲散。有朋友甚至介绍了演员张嘉译给他，两人在国贸的星巴克见面，“不行，张嘉译长得太正派了。”

时间已经滑到8月下旬，再不出发就要错过最好的拍摄季节——一入深秋，新疆昼夜温差极大，多变的天气将给拍摄增加不必要的难度。而此时，雎安奇和摄制组在拍摄理念上也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他希望增加影片的机动性，把人员和装备简化至最少。

“最起码我们得租辆车搁设备，不可能我们每个人背着行李拍电影吧？”其他人问。

“没有车。”雎安奇说，“传统的拍法，你会丧失很多真实的东西。”

“拍多久？”

“一个多月。”

“一个月？你要我们背着行李去录音？你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雎安奇，你把我们当傻逼啊。”

“那就全都不要了，彻底一点吧！”他赌气似的。

“雎安奇疯了！”

但是当诗人竖听完雎安奇的这些描述，竟没有半点犹豫，立即答应了。“有句话叫，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仅仅是锁链。我有什么好失去的，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流氓在字典里的定义吗？没有身份没有财产没有精神家园，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竖说。

第二天一早，雎安奇带着机器到“火星招待所”去试拍。他一进门就被诗人颓丧的群居生活震撼到了——房间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床和被子，琳琅满目的酒瓶散落在地上。他给竖试镜的时候，“旁边还有诗人在打飞机！”

雎安奇仍不放心。他在呼家楼居民区里租了一个破旧的旅馆房间，让竖一个人待在那里适应环境：未来几十天，竖将在这样简陋的房间里肆意发泄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必然承受前所未有的孤独。他布置了一堆行头：两个黑色大包、托友人从美国带回的便携调音台、自制的摄影机肩托、水杯、运动鞋、外套、还有十几盒安全套。一切都显得粗糙而又匆忙——一个是急于证明自身的导演，另一个是毫无经验的诗人。当他们从北京的西客站搭乘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时，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将遭遇什么。他们甚至不能肯定，这样一部极端的电影到底能不能成立。

四

抵达乌鲁木齐的当晚，雎安奇就进入拍摄状态。这是竖人生中第一次嫖妓，他非常怯场，“甚至生理上都跟不上”。他本打算和妓女聊天以缓解紧张感，关上房门，还没来得及开口，妓女迅速褪去了衣服，“一开始我根本进入不了状态”。

几次之后，竖的状态放松了许多，但他仍然时常感到恐慌。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个小卖部，问：“哪里有妓女？”老板说这里没有正规的妓女，但有当地的农妇做这类生意。他来到农妇的家里，她抿着嘴不说话，像例行公事一样脱光了衣服，他能明显感觉到她对于外来人强烈的厌恶和偏见。

在歌舞厅，拍摄常常在隐匿中进行。即便妓女同意，他们也必须躲避服务员和经理的目光。有一次，服务员中途开门，看见雎安奇正在架机器，随后，经理带上两个打手冲进房间，凶神恶煞：“你们在干吗？你们哪儿人？为什么要拍东西？”他们狼狈地逃出了歌舞厅。有的时候刚拍完，担心妓女反悔，销毁磁带，他们得赶紧收拾行李换其他地方住。

那真是一次惊险、放纵、一生中再也无法复制的旅程。他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库尔勒，穿过和田，再到尉犁县，穿越南疆和北疆之间的大峡谷，到达巩乃斯的国营农场，再到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奎屯，途经果子沟和赛里木湖，至阿勒泰。白天，他们搭车，像游客一样邂逅风景与人交谈，夜晚，他们进入旅馆，放荡地寻找妓女。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他们经过一个叫作塔中的石油基地，地面空旷，许多辆废弃的汽车像玩具一样被随手扔放在沙漠上。竖看见旁边有人在劈柴，噼噼啪啪非常暴力，他对雎安奇说：“我也想劈一下。”雎安奇指着那些汽车：“你可以随便踩这些车。”竖跳上车顶，用力蹦跳，车身被他踩扁，车窗玻璃被他砸碎，引擎盖被他掀翻。雎安奇打开机器一边拍一边哈哈大笑，“感觉像脱离了地球，来到一个魔幻世界”。

但更多时刻，他们处于一种消耗过度的紧张和疲惫的状态。雎安奇期望随时捕捉可能有用的素材。即便在旅馆，他也要求竖不停地走动，开门、进门、关门，前后左右来来回回，一个简单的关门动作就要重复七八遍。对于从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竖来说，他很快变得不耐烦。起初他觉得好玩、刺激，随后他愤怒，发脾气，“即使工作，这一天里也有一些时间应该是我自己的，你不能完全侵占我的时间，更何况我不是卖给你，而且我连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拿”。到了最后，他消极，麻木，“从朋友角度来讲，我仁至义尽了，能够贡献的力量我已经贡献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雎安奇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包揽了导演、制片、录音甚至导游的工作。一方面，他庆幸当初砍掉摄制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他和竖搭乘新疆人的汽车，逼仄的车厢里，除了一个演员和拍摄者，再没有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更何况机器。雎安奇常常得弓着身子，蹲在车窗的仪表盘上拍摄。另一方面，他身心俱疲，几乎到达极限。这种即兴的创作方式让他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敏感。每到达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就开始思考：今天住在哪一家招待所？去哪里找小姐，宾馆还是歌厅？需要设置哪些情节？

雎安奇也常常提心吊胆。竖爱喝酒，喝一瓶就晕晕乎乎，他不断提醒竖：有些事情你得悠着点，不能冲动，遇事一定要冷静。他把每个设备编号，每次临走前点好数才放心。几十天来他从没有安稳地睡过一次。一节电池的续航时长只有一个多小时，他只带了一个充电器，晚上不得不每两个小时醒来，换另一节电池充电。他自嘲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人”，“这是最极端的环境了，除了导演和演员没有其他人，你还能怎么样呢？”

其间，他们遭遇了一次意外。在尉犁县拍摄沙漠的时候，雎安奇的机器里面进了沙子，监视器坏了。他们来到当地一个修电器的地方，修理工粗鲁地把机器拆开，排线断了一根，他尝试把排线挑出，找了一根铜丝把两端的排线焊接在一起，铜丝裸露在外面，放进包里，就折断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雎安奇决定坐车回乌鲁木齐修理机器。他在车站等候上车的时候，一辆大客车从他身旁拐了一个弯，他被夹在两辆车之间，甚至能够感觉到客车擦过了他的脊背，他浑身颤抖，以为自己一定会被掀翻了，那辆车打了一把方向划了过去。

“危机重重，太可怕了”他说，“我觉得自己会死在这个路上。”

若不是身处其中，很难体会那种孤绝的境地。漫长的行程像慢镜头把人的脆弱和孤独拉长放大。雎安奇抱着不顾一切的心态拍摄这部电影，事实上连他自己也对这样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他不断地自我审视，不断地自我怀疑，他知道他把自己逼入了一个绝境，“那种感觉，就像陷入了梦魇，逃不出来了”。

而对于这部电影是否成立的怀疑，是雎安奇和竖一直惧怕但又不敢戳破的一只脆弱气球。它时刻飘浮在竖和雎安奇之间，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爆破。

他们开始争吵，甚至相互羞辱。“都多长时间了，你的表演还不开窍！”“你就是个傻逼！你这堆东西拍出来就是垃圾！”

打台球是他们休息时候唯一的娱乐活动，也是两个男人之间互相排解怨气的出口。有一晚，在奎屯，雎安奇连赢竖三盘，竖明显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对于雎安奇来说，竖的沮丧就是一种胜利。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回到旅馆，他痛哭流涕，抱着酒瓶一边喝酒一边唱歌。雎安奇又感到后悔，“作为一个导演怎么能够影响演员的情绪呢？”

在和田，他们遇到一个新疆妓女。对于拍摄，她表露出不同于一般妓女的友善。竖和她坐在床上抽烟，像两个老朋友。她突然动情地哭起来，斜靠在竖的肩膀上，竖抚摸她的背：“你有啥不开心吗？”“开心。”

新疆转完一圈，雎安奇没底，要补戏。他们回到和田，又来到相同的旅馆。那个新疆妓女认出了竖，提出要和竖睡觉。雎安奇反对：“你不能和她睡觉，你明天还要补戏，你已经很累了，这样明天状态会更差。”竖不听，那晚他和那个新疆妓女上了床，他递给她四十块钱的嫖资，他以为妓女不会收，但事实证明他对妓女的看法太过单纯，妓女离开后，他感到非常失落。

雎安奇冲进房间，好像他一直守在门外。他讥讽竖：“你看你这个傻逼，是不是我说的那样？”

很快，他们起了争执，并蔓延到人身攻击，他们互不相让，恶狠狠地回击对方。

“你他妈连妓女看着都要害怕的傻逼。”

“你个蠢玩意儿，生活中炮打得不够就在电影里找！”

那只飘浮的气球终于破裂，争吵持续到深夜一点多。竖和雎安奇同时背起行李，走出旅馆，一个朝南，一个往北，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