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电话，梅尔辛看我的眼神变成了心疼，她立刻请我吃了一顿昂贵的大餐，之后，她再没怨过我“你是干吗来了”。

转眼，到了1989年的圣诞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圣诞节，一切都很新奇。梅尔辛的亲人朋友聚在家里，我们坐在圣诞树下吃点心、拆礼物，忽然，我开始说德语，我告诉梅尔辛我在中国怎样失恋，怎样来德国，这一路经历了什么。我的单词一个个往外蹦，梅尔辛全听懂了。“征，你会说话了！”

是啊，我会说话了，虽然那时说得错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学语言就该这样，先死记硬背，张开嘴，再学语法；要先从语法学，什么都懂了还是不会说。

五

我顺利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注册入学，跟着梅尔辛上表演课，还修灯光、修舞台美术、修服装设计、修形体……课余时间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忙着打工、找房子，只有我和余隆（如今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不用打工，那个时候，每个月梅尔辛给我800马克的生活费，她希望我不打工，专心学习。没课的时候，余隆给我打电话，约我聊天、喝咖啡。

偶尔留学生们聚会，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恼，打工的问题，跟德国人文化上的冲突，想家的感觉……谁唱一首悲伤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们只聊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索性都不提，凑在一起就是瞎闹，乐呵。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书店里挑书，一个女孩跑过来问，你们俩是中国人吗？我们说是啊，她说她也是，“我是从难民营里跑出来玩儿的”。这个女孩在国内研究生毕业，本来在深圳有个很好的工作，动荡之后，她花钱偷渡到泰国，在泰国等了三个月申请到联合国派发的难民号，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难民营里，一天拿几块钱发下来的生活费，等着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个中国人的聚会，我们就带她一起去。她给大家讲她偷渡的过程，大家都很高兴。快到8点，女孩说要走，“难民营有规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9点之前必须回来，否则就要被遣送”。我们去送她，我跟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校食堂的咖啡馆找我们，那里的咖啡比外面便宜，我经常待在那儿。

她果然去食堂找过我们两三次，她说难民营里也有中国人，但都有点隔阂，还有那种四五十岁的男人，总想占她便宜。跟我们在一块儿，能说中国话，她慢慢就开心起来。

有一天她又来了，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去中国人家里玩，大家说着中文，热热闹闹的。快8点了，她又说，我要走了；我说走啊，送你。她说，是要从柏林走了。消息传下来，她被分配到一个小镇——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德国小镇，镇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她必须在那里待满八年才能拿到德国身份。

这么一个小女孩，在那么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方，怎么过啊？送她的路上，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想把话往开心了说，但总是开心不起来。她说，她有点后悔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这八年怎么过，也不知道八年后还能不能回中国。把她送上了公交车，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话都没说。后来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她。

还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计说话声音有点大，突然一个提大密码箱、穿西服的哥们儿三步两步冲过来，“哟，你们北京的？快跟我说说中国话，我憋死了！”我问他是干吗的，他报了个地址，我一听，难民营，“你怎么是难民呢？”他说，别提了。带着一副“给你们开开眼”的神气，他把箱子打开——大半箱美金。他请我们吃饭，聊了才知道，他在国内贪了一笔钱，赶上动荡，自己造了个假通缉令，以难民身份跑出来了。此人也是在泰国等难民号，等半年也没见发下来，后来才知道泰国那帮人故意拖着他——他在那儿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钱。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来会被分到哪儿，他就天天提着钱在大街上走，怕在难民营被人偷。这个人，后来我也没再见过。

现在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谭平曾写过一本书，里头提到我。写完了他专门来跟我打个招呼：“我写你了啊，你别介意”，我心想，能写什么啊，“没事没事”。后来一看，他说我刚去德国的时候跟祥林嫂一样，逮谁跟谁说失恋。我问谭平，我真那样吗？——“差不多”。想想还真是，那时候我们聊天不想说不高兴的，就互相叙述感情经历解闷儿。记得刚到德国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学校碰到一个中国女孩，她跟我一样都是戏剧系。我请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张嘴我就开始说我的失恋，等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很久时，三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女孩一句话没说。我赶紧道歉，女孩说没关系，“你说的挺逗的”。——能不逗吗？我爆了那么多隐私。

这个女孩现在还在德国，她开了个餐馆。每次她回国，我们都会见面。

六

在梅尔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来了。中国留学生都说，没见过一个中国人能在德国人家里免费住三个月，你这也太奇怪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像话，二十七八的人了，在别人家里白吃白喝白住，每月还拿800马克生活费，我多少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梅尔辛不想让我搬出去，她希望我好好住在她家，好好上课，别的什么都不想。我们争执了一回，她拗不过我，还是听凭我开始找房子准备搬家。但梅尔辛给我铺好了后路，她安排我在她一个学生开的剧团里演戏，每月我有1500到2000马克的收入。

于是我开始跟那些德国演员一起排戏、演出。排练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有天午休时，大家正边吃午饭边聊，我看见一名德国大提琴手没饭吃——中国人心态，一堆人冲着一个人吃东西不合适——我就把我打算下午吃的那块三明治塞给了他。

大提琴手听说我在找房子，便邀我住进他租的一套三居室。他和另一个德国人分住两个卧室，另外一个15平的小房间归我，不要房租。“有这么好的事？你干吗对我这么好？”大提琴手说，他觉得我是个好人，“德国人不会像你那样，给我一个三明治”。那我也不能白住。最终我们商量好，每个月我给他做两次中国饭作为回报。中国菜要用的食材和调料能在越南超市买到，这事不难。

其实，在德国，我一直遇见好人。我想过永远留在德国。这里生活挺好，只要认真工作就能挣到钱，没人干涉你。文化生活又丰富，尤其先锋派戏剧非常发达，剧多得每天都看不过来。它不是一个容易离开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里的一些经历还是在慢慢影响着我的想法。

东西德刚统一时，很多德国朋友给我打电话，嘱咐我千万不要出门，否则遇到新纳粹可能挨打。有次我去朋友家玩，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车厢里九个人，七个是外国人，两个是德国人。到了一站，站台上五六个满身文身图案、扎好多耳钉的人忽然冲到车厢门口大喊“外国人滚蛋！”虽然他们只是喊喊，没有冲进车厢，地铁出站后，那两个德国人还是起身跟我们一一握手，为同胞道歉。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对我这样的外国人依然有着敌意。

有一天演出完，在剧场的酒吧里，我拿着一杯酒跟同剧团的德国同事聊天，正聊得高兴，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来，“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演戏？”“我在这里学戏剧，能演戏对我是个机会，多好啊。”他就等着这句话，“你一个中国人在德国演戏，你知道有德国演员演不上戏吗？你是中国人，回中国演戏去啊！”

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演员，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演上戏了。可以说大家都是凭实力，但是当个演员还要遭受敌意，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德国演戏的意义。

还有一次，德国大选期间，平时玩得挺好的两个德国朋友因为支持不同的党派而争得面红耳赤，我在旁边说了一句，某某党挺好的，他们立刻同时住嘴，转头看向我，脸上的表情是“这跟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关系？”

那段时间，一个朋友拿到了德国国籍，我们一块吃饭，我敬他酒，为他庆祝，却发现他垂头丧气的。他跟一个德国女人结了婚，婚后俩人处不来闹离婚，他跟对方说，离婚可以，你得等我八年，好歹让我拿了身份。那德国女人也算仗义，真等了他八年。现在身份拿了，接下来准备办离婚，他说，以后回中国还要签证了，但是“不拿出护照，哪个德国人会认为我是个德国人呢？”这叫什么事啊！但已经等了八年，不拿又不甘心，他带着无奈，说：“这辈子就在德国混吧，也就这样了。”

这话太刺心了。在德国生活一年多之后，我开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毁灭”一样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国比中国自由，但一年语言学校加四年高等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很可能根本没有人找我做演员。即使能演戏，演的也一定不是我想演的角色，无非是糊口——像我在那个剧团里的角色，就叫“外国人”，不停地在台上跑来跑去，偶尔说上一句话，也就比龙套好一点。如果我继续读书，读戏剧史或戏剧理论，读到博士毕业都快四十岁了，然后呢？搞戏剧研究？一部戏出来我评论道“这戏真本土、真德国化”？——一个中国人说一部德国戏“本土”？吃饱了撑的吧？

要留在德国就几条路，一是找德国人结婚，找不到真感情就只能假结婚，给她几万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护照；二是放弃学业，利用签证期拼命打工，开个中国餐馆，变成老板之后把学生签转成工作签，再找个中国女人当老板娘，让老婆每天坐店里数钱，自己去吃喝嫖赌——所有在德国的中国餐馆都这样；三是最惨的：放弃学业当导游，打个小旗到机场接团。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让一个搞旅游的朋友帮我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单程。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

七

走还是留，在德国的最后半年，我跟梅尔辛谈过三次。她总是说，你不要走，你是中国唯一学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学完。即使我完成学业，梅尔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国，“回那个地方干吗啊？”她这么说。那时中国的未来仍不清晰，许多留学生还在观望，而梅尔辛想让我继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为她的传人。

我说，在德国我永远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说，那你可以教学、当老师啊。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还是想做演员。终于有一天，我告诉梅尔辛，我决定了，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她非常生气，“好，征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演员！行，你走吧，走吧！”

回国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尔辛家，告诉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国境况不好，我会回来的。她很冷淡，说，你随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让她难过了。

我又找到梅尔辛的妈妈，那年奶奶已经93岁了。住在梅尔辛家的那一年，经常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们总是在她的小房间里聊天。老太太对我特别好，用彩笔给我画了很多幅小画。我跟老太太说，我要回中国了。“回中国干什么呀？”我只能胡乱编个谎话，说我要回国换护照。她问我，你还回来吗？我说，回来。她说，“你必须回来，我活着等你。”她亲了亲我的脸。看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必须要走了。在门外，我拥抱了梅尔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说：“妈妈，再见，一切顺利。”

在德国的两年改变了我的生存观、世界观以及对艺术的认知。我看到了很多东西，用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在那个社会生活，我觉得如鱼得水，但最后还是无法彻底融入，即使我在那里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长着这样一张中国人的脸。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在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就是中国跟德国之间文化的、生活习惯的墙。

回到北京，当天我就到了剧院，迎面碰上于是之老师，他问我：“你还回剧院吗？”我说，回。

后来我跟牟森在电影学院办了个培训班，推广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训班的那些孩子大都来自农村，自我感觉长得像张丰毅或巩俐，就觉得能当演员了。我跟他们说，估计今后你们这些人里一个演员也出不来，他们特别沮丧。

我带着学员们排《彼岸》，剧本是高行健写的。在电影学院演了六场，好多先锋派艺术家都来看，他们说，这才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崔健也来了，看完之后说，你们什么都是中国的，怎么就音乐用外国的？回去他写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区别是，格洛托夫斯基认为任何人，只要智商没问题，都有成为好演员的潜质，就像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定数量的金子，差别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师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么掘，全靠老师的经验和理解。在这个流派中，老师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梅尔辛师从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传人，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传人看得特别重。

在中国，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会。给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排《死无葬身之地》时，我不跟那些90后去解释纳粹和存在主义，我告诉他们：“把这个戏当成职场戏来演就行了：你想跟老板告密？我们挤对死你。”——什么生死险境，一说这个他们就懂了。我不信谁演个戏演完三个月还“从角色中出不来”——那是装。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这样，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么，只要看到结果。

回国后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视剧，后来，我又回到了戏剧舞台上。很多事情都看机遇，我赶上了。其实当初如果我再在德国待个五年十年，回来可能也能当演员，但我就不会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