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的一个清晨，一架从香港机场起飞的民航班机一路西行直往重庆而去。飞机刚刚飞到广东中山上空，机长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云端钻出一架战斗机，机身侧翼涂装的日本太阳旗怵目惊心——那是一架早已埋伏好的日本战机！不一会儿，那架日本战机的侧翼又出现一架战机，紧接是第3架、第4架、第5架，民航班机上的人们立刻紧张起来，他们落进了日本人设下的空中陷阱。

　　机长见势不妙，猛地一拉操纵杆，一头扎向厚厚的云层，企图摆脱日军的伏击。5架日本战机立刻呈扇形队列包抄上来，机关炮喷着火舌向民航班机打去。不到一分钟，民航班机就被打得失去了飞行能力，拉着黑烟急速下坠，驾驶员所能做的只有竭尽全力将飞机迫降在水田中。

　　幸运的是驾驶员成功了。还活着的乘客奋力挣扎着爬出机舱，四散奔逃。其中一名乘客刚跑出两步忽然想起机舱里还有重要的公文包，立刻转身去抢。这时日本战机纷纷俯冲下来，向还活着的一切生命扫射。刚刚返回机舱的那名乘客不幸中弹而亡。

　　这位勇敢的乘客是一名中国银行家，他的名字叫胡笔江，交通银行的董事长。同机遇难的还有另外一位重量级的银行家，“南三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新六。

　　日本的战斗机绝不是巧遇了这架民航班机，并将其击落的。其实日本间谍早已在香港严密监控几位中国银行家的行踪，他们使用美人计从港英官员的口中获知了胡笔江、徐新六等人的航班信息，结果就是日本空军派出精锐的战斗机在香港到重庆的半途中进行拦截。

　　如果仅仅是为了暗算两名中国银行家，日本空军和间谍组织似乎不必如此大动干戈。事实上，日本要暗算的不仅仅是这两名银行家，而是要暗算他们肩负的重要使命！

　　此时，这两位银行家的提包中承载的是中国法币的命运，而货币的命运最终将会决定国家的命运。

　　1933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废两改元”，建立起“四行两局”的金融系统来统一中国混乱的货币发行。1935年11月，中国完成了币制改革，废除实行了400年的银本位制，白银被国有化，法币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货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这一系列货币改革中获得了最大利益。在“四行”中，宋家控制中国银行；孔家执掌中央银行；陈家和宋家分享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则是蒋家的自留地，蒋介石和杜月笙等黑道兄弟，分享农民银行资助下的巨额鸦片利润。在“两局”中，孔家拿下了中央信托局，垄断了对外贸易和军火生意；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大饼由各家族分享。后来成立的“中央合作金库”则是陈家的天下。外汇这一中国最稀缺的金融资源由宋家和孔家联手垄断。当然，最大的老板还是蒋介石。

　　当蒋介石从军事集权、政治集权发展到金融集权时，国民政府对全国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剧增。通过金融系统，四大家族垄断了几乎全部重工业、基础设施、贸易和外汇，实现了金权天下的大一统格局。外国银行势力在中国不得不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变，由垄断中国金融系统，演变为与四大家族分享权力。客观地说，四大家族已经具备了向日本财阀体系进化的可能性，国民政府也已经逐渐加强了对金融高边疆的控制力。

　　先前的中国，货币版图四分五裂；如今法币一出，一统江湖，号令天下，终结了中国货币制度的紊乱状态。而货币的统一，又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刺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法币改革后，直至战争爆发时止的20个月内，“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汇率的稳定”【1】，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外贸能力，中国经济开始走出大萧条的阴影，迈入稳步增长的轨道。如果不是美国单方面掀起“白银风潮”，中国很有可能会是较早走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国家之一。

　　中国币制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特别是对征服中国具有强烈冲动的日本军方。

　　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战略的基本前提就是，中国的贫弱和四分五裂。现在中国搞成了币制改革，统一了货币发行，这对日本而言，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日本自身的明治维新就是从货币统一入手，逐步完善金融高边疆，最终在本国金融的强力支持下，走上了一代人即完成了工业化的快速轨道。

　　美国外交人士对此深有体会，“日本军人抱有一种信念，以为中国推行的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和改进军事的方案，近几年有了进展并获得明显的成功，因此已经构成对日本安全的威胁。推迟目前所进行的摧毁那一方案的行动，只意味着以后再想去摧毁它就难于做到了”【2】。

　　更令日本军人恼火的是，法币居然选择了与英镑和美元挂钩，以保持币值稳定的政策，从而事实上拒绝了法币日元化的可能。这等于是货币宣战！1935年11月3日币制改革法令刚一出台，就规定了法币与英镑的固定汇率，实际上将法币纳入英镑集团。1936年5月，《中美白银协定》签订，美国以黄金购入中国7000万盎司白银，另外中国方面再以5000万盎司白银为担保借款2500万美元，并将这笔黄金和美元存入中国政府在美联储的户头，作为法币发行的准备金，并规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1法币兑换30美分。这个协定把法币与英镑和美元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一帮中佐、少佐们立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中国纳入英镑和美元区，使中国跟英美力量结成命运共同体，从而将日本彻底排除出局。日本陆军省次官古庄指责中国的币制改革，“对于极有政治经济关系之邻国日本，竟毫无协议……显系放弃亲日政策，故以安定东洋势力自任之日本，断难漠视”。就连素称“鸽派”的日本外务省都表示，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是“蔑视日本之立场，故亦不能承诺”，日方“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其实现”。【3】关东军对币制改革的反应，则是直接用大炮发言。中国11月3日刚宣布币制改革方案，关东军11月15日就立刻派出步兵、坦克战车和野战重炮部队在山海关一线集结，随时准备开进关内，扩大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同时日本方面开始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大力向华北渗透，妄图把华北“满洲国”化。

　　日本的逻辑非常明确，中国的币制改革，事实上表明国民政府已经决心“自外”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既然中国敬酒不吃，那就罚酒伺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法币彻底倒向英美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币制改革，刚刚稳定下来的中国金融体系开始摇摇欲坠。战争需要钱，现代化战争需要更多的钱。国民政府不得不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动员国家的战争能力，说白了就是让中央银行造币局的印钞机开足马力印钞票。而维持法币币值稳定的要害在于外汇市场的汇率稳定，而真实的汇率稳定需要外汇的自由买卖。战争和通货膨胀使得民众开始大量抛出法币，抢购美元、英镑、黄金和白银，很快国民政府压箱底的那点外汇储备就要耗尽了。

　　1938年2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华北出笼后，上海外汇市场上日伪金融势力套汇活动颇为猖獗，每日向中央银行提出购汇的数额，由以往的5万余英镑猛增至50万英镑！【4】与此同时，法币币值则一路下跌。从1938年3月到8月，1元法币兑英镑从14便士降至8便士，兑美元则从30美分降至16美分，5个月间贬值一半！

　　迫于巨大的抢购外汇压力，国民政府放弃了自由买卖外汇的政策，由中央银行出面管理，实行“外汇请核”制度，即各项购汇申请须经由中央银行核定后，再按法定汇价售予外汇。上海和香港变成了两个官方的外汇市场，法定汇率有价无市。

　　然而对买卖外汇的限制立即导致了上海外汇黑市的出现，对法币币值反而形成了更猛烈的冲击。

　　法币的信用已到了危急关头，要想维持法币币值，从而稳定中国抗战赖以生存的金融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英美借钱。将借来的英镑和美元存到中国政府在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的户头上，同时由出资方派员建立一个“董事会”来管理这笔外汇，有计划地向中国外汇市场抛出英镑和美元，回笼法币，以此来稳定法币的币值。等战争结束金融稳定后，中国再定期偿还借来的这批英镑和美元。

　　这笔钱叫做外汇平准基金，管理平准基金的“董事会”，就是平准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半独立的金融机构，有权独立地根据当时外汇市场行情的波动，做出干预汇市的决定。由于法币是外汇本位制，委员会操纵汇率的权力，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而且任何机构和个人，只要想弄到外汇，就必须报请委员会审批和拨付。这样，平准基金等于把以前中央银行行使的“外汇请核”审批权也抓到了自己手中。另外，中国政府的一切货币政策都必须事先提交给平准基金委员会，委员会点了头才能执行，于是这个拟议中的平准基金委员会一旦落实，俨然就会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中央银行！

　　被日本战机击落的徐新六和胡笔江，当时被中国政府召回战时首都重庆，他们将代表中国政府前往英美借钱，张罗平准基金的事。徐新六和胡笔江也是完成这个使命最好的人选。徐新六早年留学英伦，回国后投身银行业，迅速崛起为江浙财阀的台柱之一，又长期担任国际银行家在华理事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人董事，与国际金融界交往密切，还是美国财长摩根索的故交好友，由他代表中国去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谈平准基金的事，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而胡笔江身为交通银行董事长，在江浙财阀中乃是坚决的反日派，曾经因为大力资助“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上过蒋介石和日本军部的黑名单。一个抗日银行家以坚持抗战为诉求，要求国际货币合作，在国际银行家的圈子里，在西方议会和媒体中都很有说服力。这两人的组合可谓是黄金搭档。

　　这也正是日本人一定要置这两位中国银行家于死地的原因。一旦中英美外汇平准基金做成，中国法币币值将会稳定下来，从根本上增强中国政府对日作战的财政动员能力。而英美方面把持了平准基金，就等于把中国牢牢地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这又是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日本一定要不择手段地搅黄这件事，就算拦不住，也要竭尽全力打乱其步伐和节奏。

　　徐新六和胡笔江可以说是倒在了“货币抗战”的前沿阵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