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找到了合适的骨髓。这些天病房里热闹得像是菜市场，又是北京上海来的专家会诊，又是电视台的来录像。叶主任陈大夫们于是一会儿一脸媚笑地向专家们讨教手术方案，一会儿又一脸谄笑地面对电视镜头。更可怕的是，即使没有专家也没有记者的时候他们也似乎习惯了将这种谄笑或媚笑粘在脸上，捏捏龙威的肩膀，“要是手术成功了，咱们医院还得感谢你呢。”

据袁亮亮说这话的潜台词是：小子争气点儿，别他妈丢人现眼地死在手术台上。用一向乐观的龙威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我是咱们科的形象代言人。

周雷现在来找我的时候总是西装革履的，一副滑稽的良民相。不过科里其他人——包括叶主任跟我的看法都不太一致，他们说：小伙子越来越帅了。

好不容易等来的星期天，下午杨佩请我们几个去钱柜唱歌，算是告别。没请周雷，因为她说这是纯粹的女人聚会，一面说一面对大堂里几个衣着光鲜暗香浮动的男人大胆地抛了个媚眼。

台湾超人气组合：S.H.E，三个最红的小姑娘。我已经不大了解现在的流行音乐了。杨佩和小郑在热情奔放或者歇斯底里地合唱她们的歌。其他几个女孩子也跟着她们起哄，包厢里的气氛很High。我盯着屏幕，这歌词倒是写得挺有意思。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你主宰，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好像看得见一个第一次让男人冲昏了头的小姑娘狂乱的眼神。杨佩转过脸，拿着我的手机挥来挥去，当荧光棒使。我这才看清楚上面绿光一闪一闪，是来电的标记。

“喂。”走到走廊上，寂静一瞬间给了我当头一棒。

“喂。天杨。”电话的线路好像效果不大好。

是不是真的？

“天杨，听得出来我是谁吗？”

当然听得出来。别说是七年没见，就是七十年，我也听得出来你是谁。

“你好，江东。”

“天杨，你好吗？”

“好。”大脑一片空白。

“刚才我先打到你家去。还好你家的号码没变。是一个小孩儿给我你的手机号的。”

我慢慢地跟他寒暄，说的全是些废话。本来想问问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一想还是算了，这种问题颇有点调情的性质在里面。坦白说我不大记得我自己说过什么，只记得他说他下个月休年假会回国来，剩下的，好像还说起了他曾在多伦多的大马路上戏剧性地碰到了吴莉——我们的班长吴莉现在变成空姐吴莉了。江东说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强悍”。他语气不紧不慢，毫无暧昧，好像他是每个礼拜都会这么给我打一个电话。道别时他说：“没什么。就是想问个好。”没什么是吧。那是你没什么。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出现在卫生间里。我把冷水撩在脸上，抬起头，镜子里那张宋天杨的脸熟悉得让我不敢认。

我已经二十五岁。还年轻，非常年轻。除了年轻之外似乎没什么可炫耀的。我的人生一直都很平淡。七年来，爱过其他人，堕过胎，上过大学，上过班，似乎做了很多事情。总之早就不再是那个高中女生宋天杨。我已经忘了你了。尽管在你的声音蛮不讲理地从天而降之时我依旧不能“没什么”。

我背靠着墙壁。墙壁很凉。这时杨佩走了进来，笑嘻嘻地把脸凑过来，“怎么，痛经呀？”

黄昏降临在我从小长大的这个城市。夕阳西下，光影浮动而已。没什么景致。就像很多发展得不够彻底的地方一样，摩天大楼的隔壁就有可能是几间低矮破旧的廉价酒馆。麦当劳的背后伸出一个老式的锅炉房的大烟囱。行走在这繁华与荒凉的奇异组合之间的人们也是如此，嘴唇上穿着银环的同性恋和像是从八十年代的电影里走下来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脸上同时浮起一模一样的鄙夷。省政府对面的星巴克里几个刚刚下班的公务员旁若无人地喧哗，把薯条往“科罗娜”里蘸，让旁边几个Office Lady花容失色然后爆出一阵浅笑。街头走过几个北明中学的女孩子，即使没有那身校服我也看得出来她们是北明的学生。因为她们身上有种跟这个城市不搭调的东西。

曾经。据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师们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北明的学生可不像我们一样。他们成绩优秀之外勤奋朴素，待人有礼，男女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但决不越界，浑身散发着老人家们认为年轻人应该散发的气息。到了我们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时候每月在全班女孩子里流传，老师们屡禁不绝的《ELLE》、《HOW》、《FASHION》、《瑞丽》，都是些成绩非常好的同学，老师们的宝贝儿带来的。女生们围成一圈赞叹巴黎伦敦东京的最新时尚的时候，或者说，惊叹那些豪华的铜版纸本身传达出的庸常生活之外的气息的时候，她们也跟着赞叹，但脸上有种微妙的矜持。对于她们，这些最有可能离开这里的女孩子们，那不是惊叹一下就算了的梦想，而是稍微伸出手臂就够得到的人生——至少她们自己这样认为。老师们对此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办法，因为他们对这个时代没有感情。

有一回，好脾气的数学老师没收了一本过期的《ELLE》，看了一眼定价，只说了一句：“昨天我们开会，碰到一个××中学的老师，你们知道的，那是钢铁厂的子弟中学，很多人的父母都下岗了，那个老师跟我说：‘为了准备高考，你们在考虑给学生选什么样的辅导材料最好，可是我们必须考虑那些辅导材料我们的学生能不能买得起。’”现在想起这句话，算是听出了个中辛酸，可是那时候谁听得进去这个啊。那种连辅导材料都买不起的生活跟我们，跟花岗岩的北明有什么关系？就算我们当中有来自那种生活的，进了北明的门槛也就注定要跟那种日子永别了。

十七岁的我们，就是这么不知天高地厚。在那段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里，仰望着这座城市污染指数排全国第三名的天空，忘了自己其实是这个脏得令人难堪的天空的一部分。好像这个天空不配理解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悲伤，当然还有我们的爱情。看看我们谈情说爱的地方吧，比如北明中学的音乐教室，那是这个城市最正点的音乐教室了，连大学的琴房都远没有这个气派。三角钢琴悠然地立着，柚木地板空荡荡地幽香着，没人上课的时候，再难听的嗓音也会被这里的共鸣修改得说出圆润动人的情话。除了北明的学生，这个城市十七岁的孩子谁能这样谈恋爱？

就是在这个音乐教室里，江东攥紧我的手腕，一路把我拖到敞亮的落地窗前面。在柚木的幽香中他使尽全身力气冲我大声地喊：“要是你再逼我，咱俩就一块儿从这儿跳下去谁都别活！你看我敢不敢！”

我吓傻了，完完全全地吓傻了，他的表情让我觉得他可以说到做到。钢琴上的贝多芬胸像悲悯地望着我们，这个没有礼貌的聋子。我的眼光怯生生地扫到了老贝的身上：你或者你的音乐能救救我们吗？我们就要死了，我们的爱情也是。江东就在这时候突然紧紧搂住了我，我都不能呼吸了。他说：“天杨，天杨对不起。我该死，天杨。”谢了，老贝。一种转瞬即逝的优越感像流星一样不和谐地划过了我痛彻心肺的夜空。我和江东之间或者快要完蛋了，但那老贝带来的优越感又是怎么回事？“文明”这东西，有时候可以像硫酸一样腐蚀人的心。

手机振动了，是周雷的短信：我想见你。